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上的希望和不确定性，比，比个人电脑对政治世界的冲击要深远的多。

  只要你有一根网线和一台电脑，就可以和比尔·盖茨一样上网。互联网预设了一个无政府的自由主义世界。约翰·巴洛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就直接向工业世界的铁血巨人们宣战：那将是一个“所有的人都可加入，不存在因种族、经济实力、武力或出生地点产生特权或偏见”的世界。但是，互联网晚近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这种政治想象。大型平台公司，谷歌、亚马逊、BAT，它们形成了互联网世界一种新的中心化和集中化趋势，出现了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互联网开始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去中心化走向集中化。

  所以，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热切期待，其实不单单是技术上的想象，其实也是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互联网世界所带来的新的活力和希望的期待。换言之，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诉求的技术想象。在信息技术带来的政治想象力层面，人工智能就类似于PC电脑和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代。在个人电脑刚刚普及之时，人们的集体兴奋不只是对于技术本身的亢奋，而是个人电脑让人似乎重新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平等的可能。自此可以摆脱专制政府的监控，消灭官僚组织的行政垄断，从而获得政治意义的解放。乔布斯在早期推销苹果产品时就经常诉诸于这种反“1984”的宣传策略。在互联网逐渐从开放走向封闭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就似乎又给人一种希望，即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特别是当进阶到通用的低成本人工智能，就可以让个人获得在虚拟世界中对抗网络集中化趋势的技术自我武装能力。做一个不太准确的比喻，它有点类似美国宪法中的持枪权，通过让个人拥有，从而能够“单枪匹马”地对抗外部力量对自由的威胁。人工智能技术，就类似于互联网世界的持枪权，通过个人的技术赋能，可以让人再一次摆脱官僚政府，摆脱平台企业对于互联网世界生活的主宰与垄断。

  近年来大量的信息技术发展，多数是倾向集中式和垄断化的。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等，都是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集中监控和中心化组织的信息技术。而互联网领域一个特别的重要的演化规律是：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交替发展，去中心化和中心化技术持久的冲突和竞争。过去十年间互联网世界的集中化趋势，期待出现一种新的反制性的演化动力。互联网需要进入一个通过新的技术范式发展，以改变过去十年间中心化发展的趋势。

  在庞大的由技术赋能武装的大平台组织面前，赛博空间中的个人已经变得越发无力，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数字技术都无法被个人掌握，信息资源和话语权都逐渐被大平台公司和政府垄断。个人也很难将自由的希望简单寄托在市场的竞争机制，小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轻易就被大公司打败或收购。与此同时，小公司也不一定天然就适合承担信息抵抗者或保护者的角色，资本获利的需要，往往导致一些初创公司更容易突破法律的底线。

  例如，在美国引发关注的领英（Linkedlin）社交网站爬虫案。领英和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HiQ Lab相互指责，都认为是对方在侵害用户的个人隐私。从案件事实来看，实际上，我们确实很难判断HiQ Lab更有利对网民隐私的保护，因为它在抓取消费者隐私数据制造自己的商业化产品过程中，通过形成消费者职业忠诚度的判断，并将此类产品推销给各大规模的公司，实际上已 经构成了对个人隐私的利用和侵犯，而这无法简单通过消费者自愿披露信息的同意授权予以责任豁免。但最后，相关法院仍出于反垄断的价值理念，以及司法全胜全负判决的需要，将法律天平倾向了初创公司这一边。无论如何，“赛博世界公民”的声音却是缺席的。这一判决，到底是否更加有助于用户隐私的保护，在宪法价值层面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一事例也进一步证明，试图利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机制，让市场之间的竞争来帮助个体消费者来对抗网络世界的寡头集中化趋势，实际上并不靠谱，最后可能还会导致更为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无论是市场机制、道德机制抑或法律机制，都已难以阻挡过去十年间愈演愈烈的互联网集中化趋势。那么，怎么办？希望似乎只能更多被寄托在“代码”之上。“以代码对抗代码”，就如“以权力制约权力”，慢慢的变成了了赛博世界的铁律，“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 code）的运动理念即在于此。

  而从近年以来，互联网世界出现了两大最令人激动的技术发展，一个是区块链，一个是人工智能。而这两项信息技术的共同点，则是它们都拥有一种所谓“去中心化”的技术发展潜力。

  首先，区块链（比特币），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去中心化、分布式的加密和记账技术，来推动实现一种新的互联网世界的平等和自由。甚至希望由此摆脱主权国家来自主发行货币。这使区块链技术拥有了一种鲜明的自由主义性格，以此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政治理想。

  另一项重要技术则是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由主义性格，并不同于区块链技术。它不是通过人和人之间去中心化的技术平台、共识契约和价值协议，而是通过对个人在赛博世界中的代码技术赋能，赋予赛博公民以一种在数字世界中“持枪”的权力，以此来对抗数字世界中的不怀好意者，防止他们对个体信息自由的威胁和伤害。在愈益黑箱化、集中化、中心化的网络世界中，凭借个人的血肉之躯，以及乌托邦式的自由联合，都已经不具备对抗此种封闭化发展的新趋势的能力。必须让赛博公民获得一种易得的、开源的、信息能力更强的数字技术。在赛博历史上，承担类似赋能增强的技术还包括赛博格（Cyborg）。

  正如前述，人工智能之所以令人激动，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主要是因为它似乎带来了一种低成本的网络世界个人隐私信息武装能力快速增强的可能性。

  事实上，区块链技术的自由主义理想，很快就遭遇到了挑战。比特币最初的设计原理，是希望每个人同时都去挖矿，让每一个人都通过平等的计算能力（哈希算力和POW共识机制）去竞争记账权，每个人因此都有挖到比特币的机会。但是后来区块链世界的演化并不遵循此种理想。数字货币的算力全都被大的资本化矿池，被大型的挖矿机构高度垄断。个人要想通过自己的个人电脑挖矿，可能一百年也挖不到一个比特币。这就再次形成了区块链世界的贫富分化和封建化趋势。进而言之，区块链技术还可能被大型平台企业，被主权国家利用，来更好地监视个体的各种活动。事实上，已有一些关于区块链和社会主义亲和性的相关讨论。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更好承担“以代码对抗代码”的角色?就像当年自由主义者对于个人电脑的美好想象和期待？如果说，区块链技术是通过人和人的一种新的共识建构的方式来推动平等/自由，人工智能则是希望直接对个人进行技术赋能，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保障似乎更为直接。这就类似于在美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只有共同体层面的民主和选举还不够（共和主义与公共自主），同时还要赋予个人财产权和持枪权（自由主义与私人自主）。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技术有点类似互联网世界的民主选举权，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有点类似互联网世界的个人持枪权。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潜力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就像媒体经常报道的美国枪击案，当有一天，组织或科学怪人利用各种易得和开源的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信息恐怖事件怎么办？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威力要比可能更为不可控。

  其次，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类似于。普通民众可以持有，国家则更有能力持有，而且相互的力量高度不对等。当国家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就像今天的国家一旦掌握了核武和坦克技术，民众对此就根本没有在武装上对抗的能力。所以，在人工智能层面，只能寄希望信息世界的力量对比，不会像现实中的国家军事能力和个人武装实力那么悬殊。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也会被大平台公司所掌握，这些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先天优势，直接就在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开发和制造中，写入一系列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实现的代码与算法，并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性，让它更多地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最后，人工智能实际又不同于。是没有意志和生命的技术客体，但是人工智能则不仅只是客体，它也据说有一天可能会取得“主体”性格的潜力，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和主体性。这样，它也就会给整个政治和法律世界带来一种巨大的变量。在人类之外，将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非人”的政治和法律主体的生成。那么，它将会站在哪一边，与谁结盟？谁是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朋友？是国家，是大公司，还是个体公民？或者都不是？

  一言以蔽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上的想象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比，比个人电脑对于政治世界的冲击都要深远的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下引发的广泛关注，可能也正是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本能地、下意识地感受到了它在政治潜能上的与众不同。

  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深刻塑造着当代社会，全球法正在发生范式意义的演变。法律和科技的关系经历重大转变。社会沟通的信息化、知识化与数据化，为法律的代码化、算法化和学习化转型提供了条件。全球数字寡头在新型法律平台重构并主导信息的生产与分配过程，商业、权力与技术形成复杂纠葛，进而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在新的AI时代，中国必须调整法律战略思维，在法律部门重构、群体利益平衡、全球规则主导三个层面加强规划意识。

  本书在社会理论和全球法视野下重新审视数字革命与法律变迁的关系，从社会系统论、法律全球化、数字法等多重理论视角立新。本书是我国法学界一部讨论人工智能、信息革命和全球法变迁的学术专著，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编辑推荐：本书是国内一本讨论信息革命与全球法变迁的学术专著，鉴于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一专著能够完全满足法学和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需要。